《邱振瑞专栏》日本大众作家的苦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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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邱振瑞专栏》日本大众作家的苦恼

我们不得不说,「文坛」这种作为作家发表作品的公共空间,后来因这舞台成名得利的祕辛,以及其形成过程的确充满时代的意趣,它甚至可能摇身一变,成了艺文导览员,把好奇者又带回大众生活的场域。例如,在明治时期,只要文人作家自成团体,创办刊物发表文章,或者以作家书房交谊,广义上就可称为「文坛」。最早有尾崎红叶的「砚友社」、夏目漱石的「漱石山房」等等,那里可谓他们的文学沙龙,同伴相互鼓励批评,以求写作技艺的提升,但还没有艺文市场的概念。

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薪资水準来看,或许就能更加理解作家们与稿酬搏斗的故事。

以夏目漱石为例,那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讲师,所得薪资不多,因此《朝日新闻》找他到该报社撰写连载小说,他经过慎重确认,挂上记者头衔,保证月薪二百圆,并有年中岁末等高额津贴,他才辞掉了教职,成为有稳定收入的报社记者。

到了大正时期,作家面对的挑战又不同了,只凭出版小说作品集的版税,几乎很难维持家计。新的时代出现新的媒体,印量庞大的杂誌决定着作家的命运,谁能在知名杂誌写稿,就能拿到厚实的稿酬,成名也相对快速。根据统计,当时(1911年)由着名总编辑泷田橒阴主编的《中央公论》,销售量就高达 12 万册,于大正 5 年创刊的《妇人公论》也高达 7 万册。这些畅销杂誌提供给作家的稿费,还胜过明治时期在报社撰写连载小说的记者。所以,那时有一种说法,泷田橒阴总编辑坐着人力车到某作家住处,那位作家等同于受到文坛的肯定,直白地说,他就是有(文坛)正字标记的名作家。

据日本文坛史指出,大正 7 年的时候,泷田橒阴的人力车来到了菊池宽的住处。然而,菊池宽成为着名的大众小说家以前,经历过几多风雨波折,以及他和芥川龙之介的关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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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切说来,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是旧制一高的同学,只是菊池宽就读一高以前,经历了某些波折,也就是他在即将毕业之时,无端被捲入了一起窃盗事件,而遭到了校方退学,因此他们虽然是同学,却比芥川龙之介年长三岁。菊池宽看到文学伙伴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,自己却没有毕业证明,心中难免感到落寞沮丧。为了振奋起来,他后来到京都大学选科当旁听生。不过,他从京都看到同学芥川发表了短篇小说〈鼻子〉,成功地在文坛打响了名号,并得到了夏目漱石的激赏,更让他焦灼不已。

不过,这里有一段文坛插曲,还必须提及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影响而创办的《新思潮》文学杂誌。了解这作家的成名过程,某种程度上,可解开菊池宽起步落后的谜题。除了丰岛与志雄、山本有三和佐藤春夫之外,久米正雄、菊池宽、芥川龙之介和松冈让等等,也亦是第四次《新思潮》复刊的台柱作家,在这成员当中,以久米正雄最早于文坛上闯出名号。其后,久米和芥川成了夏目漱石的入室弟子,学习文学写作的堂奥。说来奇怪,漱石收了这两名门徒,只对芥川青眼有加,毫无保留地肯定芥川的作品,说他具有杰出作家的稟赋,但对其门徒久米正雄并非如此。他批评久米虽然写得出好作品来,文字上却略显鬆散。久米得知老师对他这番评语,想必很不服气。

还有一种说法。当时,漱石似乎有意将长女笔子嫁给芥川,得知芥川已有女友因而作罢。同为《新思潮》伙伴的松冈让,开始向笔子展开情书攻势,历经诚挚的追求,最后胜出成为漱石的女婿。而成名较早的正米,在那以后没能振奋起来。他的文学伙伴菊池宽,在写作事业同样毫无起色。

直到大正 9 年,菊池宽分别于《大阪每日新闻》和《东京日日新闻》连载《珍珠夫人》,这才正式闯出了名号。那时,读者对这部小说反应热烈,为之着迷的程度,已超过明治时期尾崎红叶于《读卖新闻》连载的《金色夜叉》。换句话说,菊池宽笔下创造的女主角,正是女版的《金色夜叉》。这部小说造成了轰动,形成了一股潮流,旋即被改编成舞台剧,可以说菊池宽的文学产业就此腾飞了起来。而这股气势和力量,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当年,追求笔子未果的久米正雄,发现了菊池宽的通俗小说获致成功,转念一想,亦想藉由通俗小说的载体,一扫心中的块垒。其后,他把当年失恋的过程情节详细地写进《破船》这部小说,甫一出版,立刻引起热烈阅读,他也成了畅销书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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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菊池宽建立的文学产业上。一次,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到大阪演讲,有个铁粉艺妓专程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浴室窥看,兴奋地指着说:「他就是作家菊池宽呢!」与菊池宽的后势看涨相比,芥川却遇到了挫折,他的新闻连载戛然而止了,很大原因在于,他的短篇小说的确得到知识精英的青睐,但他却写不出带有娱乐性质的大众小说。在日本作家看来,大众小说这种取自于真实社会事件的题材,必须亲访调查和蒐集资料,以生动有趣的情节来吸引读者,可他就是应付不来。或许,我们参考夏目漱石在评价久米正雄的作品那样,并比较菊池宽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点,即能知道大众小说与小众文学之间的边界。

例如,芥川龙之介认为,「作家的创作应当源自对于艺术的纯粹感动,同时亦在显现他的人生看法和世界观。……凡缺少这两种特质和精神,就称不上艺术作家了……」这是芥川对小说创作的定义。他在自己的随笔中,多次表达文学艺术性的重要,并且把它推到最高的位置。对此,他的《罗生门》和《枯野抄》似乎在向读者证明,藉由他辛勤的艺术追求,他巧妙融合了「大和、汉文、西洋」的精髓于一炉。儘管芥川晚年的作品〈齿车〉,比起早年追求的文学之「美」,已转向了对人性之「真」的深刻凝视,这些稍为变化仍然没有离开他坚持的文学世界。如果说芥川追求文学中的「真」与「美」,菊池宽的创作观则表现在对「善」和「道德」的呈现。他在史实传记《恩讐の彼方に》(《超越恩仇》,1919)中,提及日本的人情义理,的确多少带有道德说教的色彩,但他不在乎冒着这样的风险,他试图运用小说这个载体做出强有力的发挥。在他看来,诉诸大众的作品(文本),首先要摆脱正统文艺规範的限制,他直接介入大众的生命核心,而这样必然造成艺术至上的亮度的减损,可是其反面,它的积极入世和趣味人生,相对能够吸引更多读者的阅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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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说,大众小说必须考量阅读的趣味性,吸纳更多读者进入它的世界里,如此方能扩大传播的範围,恰巧这个主要舞台已开始转变了。原先在报纸连载的大众小说,转移到印量庞大的杂誌上,女性杂誌的销量直线上升,菊池宽跃然成为知名的流行作家,他整日无比忙碌,为各杂誌撰写连载小说,一次,他原本计画出国旅行,却因截稿在即因而作罢。然而,在写作之路上春风得意的菊池宽,遇到了批评的巨浪。那时候,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风潮正盛的年代,态度激进的普罗作家严厉批判菊池宽,说他写不出卓越的作品,只会成群结党搞关係,整个脑袋浸透着暴发富的思想。不仅如此,无产阶级作家同样使用变形的暴力,祭出所谓的道德重压,逼迫菊池宽别沉迷于庸俗的大众小说,要儘快写作清新的作品。不过,从其后的作品来看,菊池宽并未因此折服于这些同行作家所施加的压力。

实际上,以作家的锻成而言,这种取乐他者(大众)的写作训练,不完全只有坏处,没有启迪的作用,反而给予菊池宽见证大众的力量。正如他对大众的重视那样,他将读者放在首要位置上,希望与读者做深切连结,因此,他每期在杂誌上公布当月杂誌的印量,做到资讯公开透明。就这角度来看,菊池宽的确是个奇才。他不仅善写大众小说,又具商业嗅觉的机敏,有这双份才华的加持,文坛功名录上,自然要把他推到大众小说家的顶峰。此外,他必然也知道,当一名作家好不容易闯出了名声,稿约如雪片般飞来的同时,其背后就会有伴随而来的苦恼,这些他都必须次第地克服,否则他很可能成为文坛的失蹤者,因为后代的文史研究者未必有兴趣重拾这段遗闻,更别说对此文学事件重启调查了。这无关乎纯文学与大众小说之争,无关乎文学地位高低的问题,只能说,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,我们可以看见日本的大众小说在历史变迁中的生成与衰微,而我们身为爱读小说的广大读者,也不得不自我提醒,陷入文坛八卦的流沙河中,虽然不致于灭顶身亡,却有不可自拔的危险。

由想想论坛授权转载。原文标题:【日晷之南】日本大众作家的苦恼——菊池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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